美国学者高居翰认为，17世纪的中国绘画中，最显著且最具艺术史意义的重要事件，便是北宋山水风格的复兴：“大约是从1610年以降，有一批山水画家，其中包括业余画家和职业画家，出生于北方的省份及福建—这两个地区都离长江下游的画坛重镇甚远—重新发现了北宋风格的伟大之处，并且尝试重新加以捕捉，使其入画。”“这批画家活跃于南京，另外则有很少数是在北京，而当时想要求见并观摩北宋画收藏者，也尽在这两处。”[2]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？高居翰认为，这当中涵摄了中国固有的技法以及中国人对外来刺激的反响—这两者互相辐辏。“无论在南京或北京，这些画家有机会可以见到耶稣传教士所携入的欧洲铜版画，很可能因此刺激了他们恢复具象再现技法的兴趣……”[3]这一说法得到英国学者苏立文、台湾学者石守谦等人的回应与认同[4]，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。17世纪北宋山水风格的复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，那么，这一现象产生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？

近年来，笔者以《明末清初金陵画坛研究》为选题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与研究，不揣浅陋，与高居翰先生商榷如下。

一、金陵实景山水对北宋山水技法的复兴

当我们提到明末清初金陵画坛时，自然会想到由张庚《国朝画征录》中以龚贤领衔的“金陵八家”。但是，这种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。经过笔者的研究发现，在明末清初的复古思潮之中，金陵活跃了一大批职业画家，“金陵八家”其实最早是由周亮工品评，真实构成是张修、谢成、樊沂、吴宏、高岑、樊圻、胡慥、邹喆[5]。他们全是职业画家，虽在早期可能师承宋元的文人画传统，如邹喆之父邹典来自吴门，多习元四家，尤其是黄公望的笔法，继承了很多吴门画派的传统。因此，邹喆早年自然沿袭家法，在绘画中多有元代文人画之笔法表现。高岑早年师从的陈丹衷、朱翰之都是文人画家，故其早年的山水画多为元人散逸之笔。但当他们的画风成熟之后，职业画家高超的绘画技巧和塑形能力使他们的山水画写实意味增强，自然与文人业余画家渐次拉开距离。而且这些职业画家多投入到对金陵名胜风物的描绘，创作了大量的金陵胜景图[6]，这些实景山水酝酿了金陵画坛独树一帜的画风特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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